身處不同年代，所關注的領域千差萬別，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視角的通貨膨脹故事。但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可能并不存在可以穩定對抗通貨膨脹的標準答案。
無法靠經濟學知識給出的標準答案
筆者第一次對通貨膨脹有切身的體會，是在90年代初期，至今印象深刻的有兩點：一是很多商品的定價相對于當時的工資水平堪稱天價，而買東西時的討價還價則堪比“玄學”，價格可以攔腰斬，也可以從腳脖子開始砍，毫無規律。二是存款利率極高，差不多5年左右本金就可以翻倍-因為害怕記憶差錯還特地去查詢了記錄，發現1993年7月份時銀行開出的1年期定存利率為10.98,5年期定存利率為13.86。
這種情況絕非個例。20世紀70年代末，在財政擴張和石油危機的雙重催化下，美國通貨膨脹率高達13.3%，距離超級通脹只有一步之遙，美聯儲主席沃克爾上任后，采取緊縮貨幣政策，將聯邦儲備利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20%。
2010年后，全球出現了長時間的低通脹環境。很多國家似乎成功兼顧了通脹與增長，貨幣超發導致利率下行，而物價上漲幅度遠低于貨幣供應量增速，用以衡量通脹與失業率的負相關關系的“菲利普斯曲線”也好像“睡眠”了。
如果經濟大好，那么一直“低通脹、低利率”可以說是皆大歡喜，然而一旦增長放緩，壓力就撲面而來——后疫情時代，供應瓶頸加上能源價格上漲，“通貨膨脹像約定好的一樣，如期而至，而且比美歐同事們所預料的幅度要高出一截�！�6月10日，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在陸家嘴論壇開幕時如是表述。
但要想系統考察通脹沖擊與各種物品價格變動之間關系、得出關于通貨膨脹的整體共識，其實并不容易。
一來，真實世界里的商品價格的變化，并不是同一時間同比例上下，而是程度有別、此起彼伏的：一段時間內，某種類型的通貨膨脹可能相對嚴重，但另外一些商品則呈現明顯的價格下降趨勢，讓普通老百姓切實感受到了實惠。另外，實物與服務、資產的定價機制不同，傳導機制亦有明顯差異。
二來，同一時空的地域區別有如云泥。從國別來看，在通脹壓力上，美國名列前茅，7月CPI年率持平前值5.40%，為近13年來的最高值。加拿大9月初汽油價格為約1.573加元每公升，較2020年4月的約0.76加元，漲幅高達1倍。英國雖然通脹率也創出新高，但卻同時拿出了遠高于通脹率、11年來最快的半年度工資增速數據。巴西央行8月初將基準利率從4.25%提高至5.25%，整整100個基點的巨幅加息行動是該央行自2003年以來首次，咨詢機構Quaest近日發布的調查結果顯示，巴西民眾對疫情擔心開始下降，對經濟和通脹問題擔心增加。而在亞洲的一些國家，雖然通貨膨脹率有所上升，需求疲軟的壓力卻更大，使得當地央行暫無通過緊縮貨幣政策來戳破通脹的迫切壓力。
即便是成熟體系內的衡量指標，也會存在一定的觀察偏差。舉個簡單的例子，疫情期間大部分北美人居家辦公，極大減少了駕車上下班的需要，結果汽油消費暴跌，而當各地陸續解封、出行劇增時，汽油消費的壓力馬上顯現。考慮到汽油是當地通脹統計欄目中加權比重較高的類別，如果允許修改加權比重，在不同階段將各種特殊因素分別考慮進去，那么真實的通脹率將立刻與政府公布的數據產生較大出入。
至于現在的1萬元，N年后會值多少的測算，由于尚無同一標準來衡量某個特定概念，其實也并無太大實際意義——曾經有文章用“按照政府統計的CPI數據”，“按照對應的GDP”，“按照(貨幣供應量增長率-GDP增長率)”，“按照廣義人民幣供應量”這四種方式分別進行近40年通貨膨脹率的計算，結果大相徑庭。
螺旋式焦慮與被推高的預期
人們常常說，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放到對通貨膨脹的切身感受上，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
溫和的通脹未必是壞事——物價上漲，有利可圖，各方才有動力進行生產，這對整個社會而言，也是一種倒逼潛能并促進經濟發展的方式。至于購買力，雖然40年前的1元可買到的物品或服務比現在多，可是大多數人現在的生活水準還是比40年前要好得多，所以單純從貨幣政策去看待價格問題也有失偏頗。而一旦通貨膨脹發展到極其惡性的地步，比如委內瑞拉、薩爾瓦多、土耳其這個級別，也已經不是普通人憑借個人意志就能規避、改變或者對抗的了。
在日常生活中，夾在“溫和”和“極端”之間，能讓人明顯感覺到生活壓力、但卻無法精細衡量其程度，也無法判斷到底會持續下去還是只是短期存在的通貨膨脹，或許才是普通百姓真正的壓力來源。而這種壓力，當下正以一定程度的螺旋式預期加劇了焦慮感。
實體市場上，如果下游市場預期未來上游還要繼續上漲，就會產生恐慌式買入，并傳導回上游，導致價格最終飆升至各個環節都不能承受的程度。反映到投資領域，經濟數據(甚至一些宣傳)會推高人們對于通脹的預期，加重內心的焦慮感，也會推動資產價格的非理性上升甚至虛假繁榮。
回到本輪歐美市場的通脹現狀。實事求是地講，數據的飆升固然有疫情期間政府撒錢的財政強刺激政策，以及被壓抑的需求逐步恢復而各地供應并沒有保持同步所導致的特殊性，但也與當地央行長期放水導致的強大慣性有關，因此并非意料之外的產物。
一個問題是：就在疫情之前，不少央行還在拼命將通脹率提高到(或維系在)2%的目標，為什么這一輪的通貨膨脹如期而來，卻從苗頭伊始即被投射了格外警惕的目光？
市場的擔憂在于，一旦通貨膨脹到了需要以更大力度、更快節奏進行收緊以治理的程度，就有可能產生比現有問題更加嚴重的問題。
上文提到沃克爾史無前例的加息行為，高利率沖擊下美國GDP增速由1978年的5.5%降至1982年的-1.8%，付出高昂代價后，經濟硬著陸，通脹率終于回落到3.2%。
而1994年12月，國內有據可查的通貨膨脹率達到24.1%。1996年底經濟實現“軟著陸”后，緊縮政策在97、98年繼續發揮滯后效應，使得政府于1998年又立即出臺了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方針，僅1997年10月到2002年2月間，央行降息就達6次之多。
雖然歷史從來不會完全按舊日劇本重演，但對身處其中的個體而言，波折即是煎熬。
自我投資，或許是絕大多數人最好的應對之道
2009年，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年度股東大會上，有人問巴菲特關于通貨膨脹的問題。他的回答是，防止通脹的最佳方法是提高自己的技能。“如果你是最好的老師，如果你是最好的外科醫生，如果你是最好的律師，你將從全國的經濟蛋糕中分得一杯羹，不管貨幣的價值如何。”換言之，無論何時何地，要在相關領域處于領先地位，確保自己在整個盤子中仍然有相應的份額。
巴菲特的另一個建議是投資于那些品質不會受到貨幣變動影響的產品和服務，這是因為無論貨幣的價值如何變化，產品與服務仍然會有需求。(PS:芒格就此補充了一句，原文大意是：建議做一個腦外科醫生，不要投資政府債券，要投資可口可樂。)
未來通脹的威脅會有多大？各種觀點莫衷一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一定程度上也隱含了各自的利益取向。弗里德曼曾經說過，“一切通脹都是貨幣現象”(“Inflation is always and everywhere a monetary phenomenon”，1963)，但通脹從來都并不只是貨幣現象。
從宏觀而言，通脹背后邏輯復雜，而國際國內形勢錯綜，在當下的貨幣供應量和杠桿率水平下，無論怎樣的政策選擇，都較以往任何時候面臨更大的壓力。但每個國家情形不同，治理通脹的決心與力度不同，我們可以預期的結果也會不盡相同。
從個體而言，雖然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能跑贏通脹，但每個人事實上并不知道自己的通脹抵御能力在整體市場上是處于什么樣的分位數，因而也無法預料，這一輪新的浪潮里自己到底是受益者還是受害者，抑或受到何種程度的沖擊。
投資于自己的工作能力、提高自身作為勞動力的價值，并投資于自己的身心健康。長期來看，只要留得青山在，就都仍有機會。而結合當下前所未有的沖擊與大變局，作為投資者的個體在思考、調整投資組合策略時，或許更注重在風險和收益的綜合訴求中達到新的平衡。這個過程中，普通投資者更要避免非理性焦慮，謹防因為擔心被收割卻主動陷入被收割。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撒錢式的福利政策常被詬病，甚至被認為是導致本輪境外相關國家發生通脹的因素之一，但大量實證研究也表明，如果有更具針對性的福利政策兜底，那么通貨膨脹對低收入階層的傷害將得到一定的控制，也將更有利于社會共同目標的最終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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